示例一
论题：礼与法、德与刑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相辅相成。（2分）
阐述：“礼法合治”思想是古代中国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而形成的治国理念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学派主张通过道德礼仪教化百姓，但在当时并未落到实处；相反，法家思想更能满足当时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。在其指导下，秦灭六国，建立起古代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；但极端重刑主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秦朝短暂而亡。西汉时期，董仲舒提倡“德主刑辅”，认为道德教化与刑法惩罚都是统治的手段，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，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。此后，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、唐朝礼法结合、明清时期乡约教化与法律合流，无一不体现礼与法、德与刑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特征。（8分）
综上所述，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，道德实践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，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力，对规范社会行为、调节社会关系、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（2分）

示例二
论题：法治与德治是治国的手段，但是侧重点不同。（2分）
阐述：“法治”与“德治”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，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截然不同。换言之，前者主要侧重于先“治法”，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“治人”。秦朝时期，秦始皇注重以法治国，通过各种各样的严刑厉法治理人民，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，因而秦朝统治者的治国手段侧重于法治；而到了汉代，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，修改《秦律》中的一些严刑酷法，在治理国家上外在的提倡以儒家的仁政治理人民，而内在的也制定相应法律进行配合，因而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治国手段侧重于儒家的德治。
总之，治人是本，治法是末，只有人们更好地自律，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。（10分）（“示例”仅作阅卷参考，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。）

示例一：首先，据材料“群”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，梁启超主张用礼治、法治、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，强化法治精神来弥补礼治的不足，得出论题为：礼与法、德与刑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相辅相成。其次，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证阐述：“礼法合治”思想是古代中国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而形成的治国理念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学派主张通过道德礼仪教化百姓，但在当时并未落到实处；相反，法家思想更能满足当时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。在其指导下，秦灭六国，建立起古代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；但极端重刑主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秦朝短暂而亡。西汉时期，董仲舒提倡“德主刑辅”，认为道德教化与刑法惩罚都是统治的手段，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，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。此后，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、唐朝礼法结合、明清时期乡约教化与法律合流，无一不体现礼与法、德与刑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特征。最后总结，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，道德实践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，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力，对规范社会行为、调节社会关系、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示例二：首先，据材料梁启超认为“群”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，主张用礼治、法治、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，着眼未来，他提倡德治以期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性“大群”。
得出论题：法治与德治是治国的手段，但是侧重点不同。其次，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证阐述：“法治”与“德治”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，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截然不同。换言之，前者主要侧重于先“治法”，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“治人”。秦朝时期，秦始皇注重以法治国，通过各种各样的严刑厉法治理人民，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，因而秦朝统治者的治国手段侧重于法治；而到了汉代，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，修改《秦律》中的一些严刑酷法，在治理国家上外在的提倡以儒家的仁政治理人民，而内在的也制定相应法律进行配合，因而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治国手段侧重于儒家的德治。 最后总结，治人是本，治法是末，只有人们更好地自律，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。